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绑定，暗示可能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为由，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然而“存亡危机事态”这一言论背后的“法律依据”——《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本质违宪博星配资，自出台以来便持续遭到日本有识之士强烈抗议，其背离日本和平宪法、挑战国际秩序的恶劣本质昭然若揭。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下，由日本政府制定，是禁锢日本军国主义“伏地魔”的法理依据。和平宪法第9条声明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既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更是日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和平承诺。
2015年，安倍政府强行推动通过的《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实质架空和平宪法第9条，违宪属性确凿无疑。该法核心症结在于蓄意曲解宪法精神，凭空炮制“存亡危机事态”概念。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的定义是这样的：“与我国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因此威胁到我国的生存，从根本上颠覆了我国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明确的危险事态。”这一立法设计彻底突破和平宪法限定的“专守防卫”底线，让日本在未遭受直接武力攻击的前提下，即可借所谓“集体自卫权”名义对外动武，完全架空和平宪法对国家交战权的禁止性规定，将法律异化为粉饰军事扩张野心的工具。从法理根源来看，该法既背离和平宪法的立法初衷，更违背二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既定国际安排，是对国际社会和平期待的公然挑衅。
日本架空和平宪法并非偶然之举，而是持续三十余年的系统性法理侵蚀。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便以渐进式立法逐步蚕食和平宪法权威：1992年《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打破自卫队不得出海的禁忌，1999年《周边事态法》为军事介入海外事务搭建法理框架，2014年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军备管控红线，步步为军事松绑制造“合法先例”。这场蓄谋已久的突破，最终在2015年走向极致——以《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为核心的11部安保法案强行通过，试图终结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刚性约束，使自卫队从“本土防御力量”蜕变为可全球投送的作战力量，标志着日本企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朝着重蹈军国主义覆辙迈出危险一步。
更需警惕的是，“存亡危机事态”绝非单纯法律概念，而是日本复刻侵略剧本、铺垫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回溯近代历史，日本每次发动侵略战争前，均以“生存危机”为借口粉饰暴行：以“朝鲜半岛危机危及日本安全”为由出兵朝鲜，进而偷袭北洋舰队挑起甲午战争；渲染“俄国在东北扩张威胁日本殖民利益”，以“维护东北秩序”为名偷袭俄国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借“华北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将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存在渲染为“日本存亡濒临状态”博星配资，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找借口。日本每次对外扩张皆以虚假危机包装侵略行径，将不义之战包装成“自保之举”。如今高市早苗公然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绑定，妄图以干涉他国内政为突破口实现武力扩张，正是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的明确信号，不仅加剧历史悲剧重演风险，更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更是中美等二战胜利国的法定使命与历史担当。《波茨坦公告》第六条明确要求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土壤，日本投降书亦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所有条款，这些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赋予了战胜国监督日本遵守和平宪法的正当权利。中美作为二战反法西斯阵营核心力量，在维护战后秩序、防范军国主义复燃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共同责任，理应凝聚合力，坚决抵制日本违法扩军行径。
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更应主动扛起法定职责，坚定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脚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态势，国际社会如不从法理层面否定其扩军备战的合法性、斩断其历史修正主义的法理根基，日本极有可能进一步触碰“无核三原则”红线，给国际安全秩序埋下致命隐患。
《联合国宪章》第107条明确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这意味着二战战胜国针对日本等轴心国的再次侵略行为，无须安理会授权即可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日本通过《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模糊事态认定标准、为武力介入台海制造法理借口，本质上已触碰战后国际秩序底线，构成潜在侵略风险。从法理层面否定日本扩军备战的合法性，要求其废止《武力攻击暨存亡危机事态法》，与《联合国宪章》“维护和平、制止侵略”的核心宗旨高度契合。
纵容日本右翼以偷梁换柱之术架空和平宪法、以暗度陈仓之策突破战后安排，必将放任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动摇亚太和平根基。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胜利的重要成果，是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法律枷锁，任何试图突破宪法底线、挑战国际秩序的行径，都将遭到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也终将自食恶果。
（作者：张振业，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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